闲伴斜阳

赤壁？别开玩笑了

我很惊讶含纳了中国多少文人墨客悲古情怀，多少铁马金戈苍辽的赤壁情结被一部电影搞成这样。去看之前听有所谓牛人在博客上信誓旦旦地说，这部电影代表了中国人也能拍好莱坞大片。看了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赤裸裸并且低智商地广告，抑或是这么错位的审美观。。。

这部电影总让我想起以前的皇马——大腕云集，但是每个都是爷，结果聚在一起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赤壁》也是这样，除了常山赵子龙表现的尚符合情理之外，张飞——我总觉得此兄挤公交一定是一把好手。诸葛亮——一个很帅的兽医。刘备——故意装仁慈的土匪。周瑜——当梁朝伟说了那句“这么冷还扇扇子”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梁朝伟又流露出其出道之初的那种喜剧天分。至于关羽老师——再次也应该是美髯+丹凤眼。而这里面，哎，长相实在不忍回忆。而他每次出场，或者靠着蛮力搞掉别人几个步卒之后那些拙劣的亮相总让人觉得像是情商不足。

诸葛和周瑜的以琴交流的那段戏也充分地折磨了我的听力。还好他们没有拨断弦，否则真是老套地无以复加了。可能只有梁朝伟+林志玲+金城武听懂了这段比重金属还重金属的音乐背后那么多的含义吧。

战争场面也是毫无逻辑。当然电影有夸张，碟中谍2里面的夸张，成龙电影里也有很多夸张，但是总还有有些逻辑让人们觉得这些夸张不是在调戏人们的智商吧。而《赤壁》当中，关羽老师一人独挑百人的戏份中，明明他孔武有力的身后有无数曹兵拿着武器，再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只要哪个小喽喽捅一下，关老师至少玉臀难保，可是他们偏不，非要等关老师回过头来，再很潇洒很卡通地将他们统统拿下。

其实从《英雄》开始，中国电影人根本就不缺少所谓大制作的能力，反正这些东西只要你有钱，是很容易的事情。相反，恰恰是讲故事的能力，成为中国电影人大脑中严重的缺陷。《英雄》中就有无数滑稽可笑的情节和对白设计，比如荆轲秦王到了最后突然闪现出的那种国际和平主义和河蟹精神，就深深地震撼了我。这个短柄一直持续到《赤壁》。

这个片子也叫赤壁？别开玩笑了。。。

敦煌之于我，一直是“大漠孤烟直”的苍辽和陌生。

北京的敦煌展，尽管是摹品，总算是有了一次接近，也是亲近。

很多图画都是在一幅上面绘出一个故事，从开头到结束，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自己也非常喜欢在一张大白纸上，画好多小人，从整队，到出征，到战斗结束。

那时候没有人教，就这么做了，一幅画画完，好像自己也讲完了一个故事，得到的，也往往是叙事的快感。

可能当那些人们第一次站在敦煌那些新开凿的洞穴里时，面对一面面还微微潮湿的墙壁时，他们，也都是些孩子，也都是兴奋地想着要如何尽情涂鸦。

又是春天要来了，北京此时的天气也总是让人亦喜亦忧。

想起有一次坐飞机，从南向北，大致进入河南地界的时候，便已经是荒凉凉一大片了，其中会有一些突出的大土堆，那往往便是一个城市了。这就是中国的北方，好像科幻片里的土星。

费正清老师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开篇，就描述过同样的感触，可见不算是我的诋毁。不过更早的时候，也许北方会好一些，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毕竟不像今日这么荒凉。

周作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在一篇题为《官树》的文章中他说，中国自古官家都会在马路两边种树，一里一棵，类似里程碑，北京两旁多是些槐树，夏天远远望去，整个城都是郁郁葱葱。

这不是很好么？好比一个人，有了骨架，还需有些血肉，才能柔软地让生命游走期间。

很早的时候做过一次采访，提到北京的胡同。打电话给一位老专家，老爷子非要我拿着地图再讲。老爷子说，你看看右手，那些马路像什么？格子，每个都像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对了，老爷子说，元代建城的时候全是这么规划的，小胡同多少米，大路多少米，而且全都考虑了光照交通，八百年了，两边的房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只剩下这些路还留着……

再看看左手。我实在看不出什么。老爷子慢条斯理的说，它本应和右手是一样的。

没想到鞭炮竟然能劈哩叭啦的一直响到现在，已经是正月十五的深夜了。

鞭炮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可以或浓或淡地温着节日的氛围。

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在小区的空地上放礼花，一跃而起散开的烟花背后，正好是朦朦胧胧的黄月。

香港的同事说他们几乎都忘了这是个元宵佳节，没有鞭炮的提醒。

突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高处相逢

上学的时候有段时间特迷魏晋风度

和一个同学在周末品书，其实也就是些从书市上挤来的便宜货

记得我拿出一套50年代的聊斋，便已经成为两个名士面前的珍品了，

聊得很杂，两人盘腿坐在我那晃晃悠悠的上铺，头脑中时不时浮现出古代逸士图，青松、薄雾、石凳、棋盘

然后去喝酒，很冷了，还起了雨，

服务员说进屋吧，

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其实风一吹，再喝下冰凉的啤酒，已经开始偷偷发抖了，

名士们也是这样的么？

校长来查夜，被抓住的基本上没有好下场，

奇怪的是当他用手电筒照到我们之后，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冷，早点回。

随后进屋严厉地捉拿了那些行酒作乐之徒，

心里有些奇怪，竟仍然从容地嘬尽杯中酒，然后飘然而去

名士们也是这样的么？

这位名士朋友后来突然大转变，

农村的孩子竟然染了头，红色，金黄色，而且开始整月整月不上课，不在学校出现

各种各样的流言开始了，

我不信，

即便是真的，也不觉得奇怪，

人，都是可以突变的，

有的为了爱情，有的为了生存，有的，只是听从了上天的安排。

去他的床铺看过几次，每次都只有那些浮满尘土的书，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

也是上铺，

爬上去，随手抽出一本，竟然也是他的珍藏了，

替他收了一本散文，好像是为了自己留下些什么念想，

名士们也是这样的么？

毕业一年后突然路遇

原来他一直就住在旁边，咫尺天涯

仍然热络，浓眉明眸中仍然闪烁着文弱

宛然第一次谈玄时的那样

这是染发、香烟、奇装异服和流言所掩盖不住的底

可是我觉得一个知己，没有了，

名士们也是这样的么？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告别，

做完了最后一期告别广播，

我们冲到一棵小小的银杏树下，

那里挂着一个大大的喇叭，

站在那里，像冲向食堂大浪中的两座做作的孤岛，

只记得他用那迷倒了很多mm的男中音朗读了最后的结尾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名士们，也是这样结尾的么？

*他的那本散文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铜版广告纸仔仔细细的包好，这是他颇可自傲的手艺

此桌甚是喜爱

苏州留园

日本西化得厉害，所有的拜会都需要穿着正装，会议中间上的，也都是加了柠檬和糖的红茶。有水喝总是好的，但是这个穿正装的要求，令一些人非常不满，一有机会便会抗议，说行前没有接到要着正装的通知。这种维权意识也显示出国民素质的进步。

到了冲绳，好像进了解放区。第一次会见是冲绳副省长，一件花花的衬衫，不仅如此，整个会场上所有男性都是花花的衬衫。这，是冲绳，一位官员笑着说，不是日本。

其实冲绳就是日本，只不过比本土穷了很多，有一点像菲律宾。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小岛，美军基地占去一大块。其实不然，在主岛上从南到北走个通也需要三个多小时。

一百多年前琉球国王写信给李鸿章，主动要求并入中国，成为一个行省，中国没同意，于是成了日本的一个县。前前后后不到三代人的时光。我们也和当地人聊过，他们也承认，琉球与福建的关系比与日本的关系更近。“但是，”人家在话快说完的时候强调了一下时间状语，“以前”。

他们说在上海反日大游行的时候，有一张图片，一个中国青年举起的标语是“还我琉球”，冲绳人民看到之后凿实兴奋了一阵，派出学者去调查。也没什么结果，我也没问出来他们到底是为啥兴奋。但绝对不是因为一百多年前那事儿吧。

现在的冲绳，是日本的夏威夷，不是中国的琉球。这就好像娶老婆，女朋友再漂亮，结果嫁给别人了，那此前的一切都作废，谁让你没赶上呢？

江南么

白天的周庄，实在是难以逃脱“过度商业”的指责。毕竟中国第一古镇的名号一打将出去，便如武林盟主一般，遭人惦记。

如果要求它仍然像开发之前那样，是个纯情的农家妹子，那就不应该作为游客而来。既然是作为一个游客来了，便不要在啰啰嗦嗦地说别人开店赚钱不对。

白天的周庄与湘西的凤凰，北京的后海没有两样。鱼一样穿梭的各色人等，闹哄哄的酒肆。不同的是，周庄的店五六点钟就打烊，七点钟路上便已经清清爽爽，还有一些船艇在河道上穿过，此时的它们，才更像是江南水乡的交通工具。

入夜的周庄是美的，那些秀气的江南小筑脱去了一身的生意，重归了平淡。就像一个江南的少女，褪去了那些并不必要的妆粉。

夜航船的船娘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红扑扑的脸色和洁白饱满的牙齿，这样的色调本身就让人有一种放松感。

我们要拍照，要观景，她便慢慢的摇，或者干脆任船漂着，漂到很多船超过了她，漂到她只做了我们这一单生意，漂到她成为这一晚周庄最晚收船的人。

聊得很开心，讲她过去的田地，讲她现在的生意，讲自己的儿子，讲自己的孙子。“他外婆带也行，反正是跟着我们姓的。”

她印象中的北京人都是“当官的”，但她并没由此而生出其他的情绪，仿佛那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天庭，仅仅远远的听说过它的威仪，而自己，生活着自己的小天地。

江南人做生意是人情生意。

在一家布店，瘦小的纺娘真诚的邀请我们玩她的纺机，这不是收费项目，她在旁边善意的笑着我们的笨拙。对自己的货，开出没有什么水分的价，在扯布的时候，她会让出一大截，扯出一段没有水分的布。

成了，就是生意，不成，也是过路的朋友。

三毛酒楼的老板六十多岁，每个来的客人，他都会亲自过来，斟茶摆碟之后还会坐下来聊上几句。

他是一个热情的业余文人。聊得开心了，拿出几本书送给我们，签名的时候说要收一些成本费，我心里立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想想刚才的热络，奇怪怎么这么轻轻松松之间就变了味道。

同游比较体贴，低声对我说他现在生意清淡，收些成本可以理解。出门的时候同游要买他自制的五香豆，谁知这次又是免费赠送，而且是颇大的一袋。

夜快深的时候，坐在大名鼎鼎的双桥上，对面就是曲曲的小河，就像女孩子动人的曲线凸凹着。收摊的果贩吃力地推车过桥，旁边一个姑娘默默地上前推了几步。果贩下桥才发现，要送几个水果，姑娘笑着婉拒了，两人简单攀谈了两句，各自散去。清风徐来，耳边满满的是一片温情的吴侬软语。

一条黑狗颠着脚从桥上跑过，像是过去的巡捕。

这就是江南么

苏州

枫桥夜泊里面将枫桥说成是姑苏城外地界，在今日的苏州地图上看来，枫桥就老城区而言，确实可算是一个可以远足的郊外。

苏州是座小城，小到无论去哪里，都恨不得走过去，在脚力稍有不支的时候，也便都能到了。这就是小城的好处。相较于那些豪华的大都市，小城总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总不会让人觉得陌生和无所依靠。

水是一个城市的灵气所在，智者乐水，一座城也是如此。苏州的水很多，即便是喧闹的现代马路，旁边转过去，便会伴着一条安静的水路，而苏州较之成都而言，有一点极为难得，便是它至少在老城区里并没有用所谓的现代建筑蛮横的消除古老的建筑。苏州城内见不到高楼大厦，而且所有建筑几乎都以黑瓦白墙为色调，同样是一座老城，成都已经显得俗气不堪，老式的街道也被压成了一个个的景点，而北京呢，不仅体现了所谓现代文明对古代或者传统的蔑视和强势，更由建筑去彰显各种各样的政治，而不是美，所以也就很难的地在一座城市里凝聚那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

苏州这一点是收敛的，或者说是聪明的。

水路两边的屋子陪着一些垂柳，俨然便是一副古意境，而这种风情，并没有被装裱在画框里，而是仍然存活在生活中，有人淘米，有人晾衣，这让人觉得这座城市的血脉是接续的，是有根的。

虎丘山号称吴中第一高山。其实也不过几百米的海拔。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判定一座山的高低，非以海拔论高下的。虎丘山处处有石刻，处处有典故，在剑池周边的山石上，历代文人骚客，有权有钱之人竟然将四周都刻得满满的，若不是现代人“到此一游”这个在名胜之地留言留行的习惯被生生切断，估计剑池周边的山石就要涂满纹身了。

不过这些碑刻石刻历朝历代聚在一起，就是虎丘的高度了。人易老，山石千年不变，此情此景，与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人们所见者，几乎未有什么变化，银杏叶萧萧瑟瑟，也许也能生发出与古人一般的感触。这也就是虎丘之高度所在了。

汉文化发源于河南地界，自古以来苏州属于吴越之地，也就是今日越南等较之于中国的感觉。其实自从夏商周之后，真正的汉文化便再也没有雄起过。第一个一统中国的秦，属西部边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所谓强汉盛唐，一个是吴越之人所建，一个实为狄人之后。甚至直到北宋的时候，苏州所在之地，也并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贝聿铭亲手创建的苏州博物馆内，恰恰可以看到各种非中土文化的遗迹。即便是虎丘山上的虎丘塔，也能寻出很多异样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的发展，就像一锅稀粥，不断的向外流出，满到各处，也就处处皆是粥了。

中华文化有一个大转移，河南这种中心早就被过度开发，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秦汉唐，而这三个朝代基本上也把西边儿开发废了，又转到东边，所以有了苏州这样的地方。即便到了今天，江南之地依然就是中华的重镇和经济，文化的中心，算上南京的话，也一度是政治中心。

这么说来，苏州其实是一个混血，这种文化混血在忠王府里有着现成的标本。江南园林自有自己的特点，而忠王府内开出了一块八旗会馆，用四合院的建筑。这就是一种混血。而江南吴越之地自古以来的特点，揉上了中原文化，以及后来的北方蛮族入侵之后的文化，便也脱俗，不再是南蛮之列，而成为能吸引北方异族皇帝屡屡临幸的风雅之地了。

杭州

中国的城市，无论是遥远的兰州还是世俗的广州，都很乏味——必然有一个叫做人民广场的地方，而这里必然就是市中心，必然有一个叫做解放路之类的街道，而这里，就是主干道。必然还有一个叫做人民商场的地方，而这里，就是所谓商业中心。

甚至连格局都会一致——人民广场后面要么是展览馆，要么是省政府，前面必然是那条主干道，两边一般都会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市民和三三两两无聊的游客照着像。广场上有的时候还会有毛主席像，做着同样的姿势。

杭州的新城区也不例外，但幸运的是，还有一个西湖。中国很少有那种整个城区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园，每个人，都可以诗意的栖居。杭州便是这么一个所在。

杭州的灵气在水，智慧在山，生命在树。很奇怪江南为什么会长那么高的乔木，但是这些乔木就像江南园林里的影壁回廊，把一块不大的地方划分成一步一景的惊喜。

杭州的一些寺庙明显就是日本寺庙或者建筑的元祖。有木桥，有流水，有树，而这一切都很精细，都很用心，却让人觉得很随意。相比之下， 北方的寺庙虽也隐于山林，但却帝王气太足，日本的寺庙则太过小气，且做作。

很难以偏概全地说杭州人有多好，但两日游完，遇到的还都热情，即便是商人，也都诚恳。不知是长久的商业习俗养就了童叟无欺的习惯，还是人性使然。这也是小城市的人情味。

世行与中国的若即若离 

      今年夏天，一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世界银行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7月初，世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份环保报告中，因为含有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内容而遭到中国政府的删除要求。其中被删除的内容包括对于中国全国范围内因环境污染而导致过早死亡的数据统计，据称这一数字甚至高达75万人，这也是民间所知目前为止唯一一份可能将污染与死亡率直接相关，并列出具体数字的研究报告。

随后，世行与中国政府之间上演了一场微妙的小小博弈。中国政府除了明确否认提出过这种删除要求外，便一直采取默不作声的低调处理手段。而世行，一方面承认中国政府有删除合作研究成果的权力，一方面通过发布声明等方式不断展示自己的立场。（参见本刊#）直至此次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在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仍然表示他们在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尽可能完整地发表这份报告。

一个星期之后，世行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年度报告，这份报告中对中国的话语权等指标评分甚低，以至于引发中国等世行董事国向世行新任行长佐利克发去了一份联合署名的信函进行抗议。

本刊曾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2006年，世行分别在自己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公积金贷款主要使高收入家庭受益；城市交通投资巨大，但是规划僵硬，制衡机制不到位；2007年则在几份报告中批评中国政府消费长期低迷症结在于工资偏低；高速公路通行费和国际相比偏高，贷款比例大；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是发达国家的10倍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世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大型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至今都有着其他国际机构羡慕的密切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世行也一直试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且也屡屡对中国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

一位中国学者对记者说，27年前，他甚至不敢一个人独往世行代表处交涉公务，因为60年代出版的《辞海》上，对世界银行的解释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而27年后的今天，一位世行官员对记者说，今天的情况，与其说中国需要世行，不如说世行更需要中国。

期间巨大的变化，不仅是世行的变化，更是中国的变化。

第一次接触

27年前，彭运鹗与世界银行的第一次接触，特别能说明当时世行对于中国的独特作用。

1980年，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式恢复了在世行的合法席位，当年年底，世行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司局级干部。但是因为长期的与世隔绝，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很多今天看来再常见不过的西方经济学术语在当时却成为双方交往的第一道屏障。例如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翻译成 “零碎材料的成本”；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被翻译成“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于是，在上海铁道学院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当院长的彭运鹗因为一直对西方经济学保持关注，被请了出来，担任翻译。

“今天我们用的很多词，当时都没有见过，”现任上海同济大学世界银行研究中心主任的彭运鹗对本刊说，“比如project这个词，今天我们都知道是‘项目’的意思，但是当时怎么翻译，没人知道，因为我们是计划经济，没有这个概念。”

而当时世界银行带给中国的远远不仅仅是几个经济学上的新鲜词汇。

1981年开始，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开始谈判一笔铁路建设贷款，整整谈了3年。中方人员也第一次发现原来一项贷款还需要论证、评估、执行、再评估等多个步骤。

世行要做可行性报告，要求中方提供全国铁路客流和货流的历年统计报表。而这些资料在当时仍然被中国政府看作是绝密材料。世行官员试图用机会成本的经济学理论说服中方官员——如果没有全国客货流量统计，世行无法确认贷款的这条铁路是最急需贷款的项目。而当时中方铁道部的官员的答复则是“哪一段线路最紧张，我比你清楚，不需要你们来论证。”

“当时谈判几乎陷入僵局，”参与过整个谈判过程的彭运鹗说，后来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中方提供了相关的一个铁路分局的数据，才使得这项贷款最后得得以通过。“但是今天，这些数据你在互联网上随便都可以查到。”彭对记者说。

参与中国的核心改革

尽管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喜欢用“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验主义的态度描述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也曾非常积极主动地向外部世界学习很多经验。

为中国政府提供这方面帮助的，既有一些友好国家，也有一些国际组织。而世界银行在其中非常特殊，尽管它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还是“西方”的“工具”，但是毕竟中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它的成员国之一，这也使得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心谨慎的中国政府对世界银行反而有一层天然的信任感。

“与中国人的性格一样，中国政府的特点之一就是看重关系，所以这种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在世界银行服务超过20年的经济学家赵建平对本刊说，“所以直到今天，每次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接待世行的领导时，总是会提到‘多少年来世行对中国的帮助’等等。”

这种信任，使得世行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的20多年前，可以迅速参与到中国最为核心的改革领域。

1980年4月，世界银行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中对世行官员说：“我们很穷。我们也曾经与世界隔绝。我们需要世界银行的帮助。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做好，但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可以做的更快更好。”

当年秋天，世行紧接着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经济学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背景研究。中方也相应派出相当高级别的小组进行合作，中方小组中包括当时刚刚平反复出，尚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主任的朱镕基。

“他们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90年代在世行驻中国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的Pieter Bottelier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与当时的苏联和拉美国家不同，当时的中国政府从来不要求世行提供“短平快”的解决方案，相反，中国政府要求世行能够从长远考量中国改革的政策和制度需求，并且分享国际经验。

中国政府一度对东欧如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在60年代所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非常感兴趣，为了满足中国的好奇心，世行出面组织了在当代中国经济史上赫赫有名的1982年“莫干山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东欧当年所做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如说仅仅是价格调整。”Pieter Bottelier写道，“从那之后，中国人开始越过东欧寻求改革战略。”

1985年，世界银行组织了另一场更为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上，世行除了邀请一些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外，还请来了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官员。而与会的中方人员除了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知名人物外，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人也以新秀身份在这次会议上初露头角。

世行也常常通过自己的研究报告，直接向中国的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报告往往显得“超前”。

1980年世行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背景研究的时候，就被中国当时所实行的中央计划体制所震惊。当时世行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提高自己的开采技术，不勘探更多的油田，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将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项警告在当时的中国官员看来，显然是胡说。因为当时中国还刚刚与日本签订了一项长期对日输出石油的合同，而当时石油输出也是中国政府获得外汇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结果在1993年，中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

“很多事情国外其实早就经历过了，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建设部下属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孔令斌教授对记者说，1995年他曾参与过一项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当时世界银行警告中国要对小汽车的发展采取慎重态度，并建议中国采取“快速公交车道”等方法缓解城市交通。

“当时就算是北京，也没有多少私家车啊。”孔令斌说，“当时他们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法儿理解。但是10多年过去了，即便是今天来看，他们当年的建议很多仍然没有过时。”

与中国的微妙关系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行在中国的角色也越来越微妙。

首先，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世行贷款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已经不足为道了。其次，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对外交往的平台，世行的“窗口”作用几乎不再有什么吸引力。

“以前世行对于中国官员和学者来说，还能发挥个知识普及的作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能源部门主任赵建平对记者说，“但是现在，我发现中国官员出国研究的案例比我还多。”

赵坦言，与一些NGO相比，世行在贷款审批和款项监督方面远没有他们灵活。世行今天在中国，也开始面临竞争。

世行也开始不断调整自己在中国的策略，开始更侧重于贷款之外的制度建设。例如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城市交通的研究中，世行不仅提出了一些专业性问题，而且提出了公共参与应对于建设项目进行监督，他们甚至提到应该更多的发挥人大的作用。

而且世行特别注意中国人的情绪。现在，世行已经将与中国的关系从“国别援助战略”改为“伙伴合作战略”，并且无论是在报告中，还是接收采访时，世行的官员往往都会强调一句，也要把在中国获得的经验带向世界。

“中国人讨厌居高临下。”一位世行工作人员说，“世行也很重视这种情绪。因为一个项目，中国完全可以说我不要与你合作了，它可以去找别人。但是对世行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它没有办法轻易放弃中国。”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似乎正在尝试着继续挖掘中国在这个国际机构里的潜在利益。

尽管世行经常会在报告中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但是两者之间的合作看上去仍然很紧密。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接见世行等与会外国学者时说。记者接触的几位与世行有过合作的中方成员都曾对记者表示过，很多研究的成果虽然在国内研究中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如果作为世行的研究报告呈交给中国政府往往会引起更大的重视。据称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之后，邓小平就非常感兴趣地邀请世界银行研究一下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中国各个部门的利益也有分化，中央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也往往需要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赵建平说，“世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对中央领导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记者就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中央政府几个部门的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争吵的一塌糊涂时，特邀与会的赵建平一脸严肃的坐在会场上，沉默不语。

而今天，对于已经越来越熟练运用现代管理经验的中国政府来说，它显然并不希望世行仅仅在中国“念念经”。

今年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与世界银行共同为非洲提供融资服务。

这绝对是一个新鲜的尝试。“你想想，中国在非洲的贷款额已经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为什么还要拉上世界银行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本刊说，“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在非洲已经遭到西方越来越多的指责，那么拉上世界银行，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是谁

——香港的身份迷思 

165年前，香港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大转折，从大清帝国的东南一隅变成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第一块殖民地，成为耻辱的标志。但是此后，它却一跃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不仅远远超越了它的母国，还一度超越了它的宗主国。

10年前，香港的命运发生了第二次大转折，从一个殖民地变为特别行政区，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国两制”政治试验的第一块试验田，也是继东西德合并之后，另一次在一国政体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直接碰撞。

香港，一块仅仅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凝结了这么多的意义和角色。生长于兹的几百万中国人也在短短百年之间历经了太多次的身份大转变。

殖民地时代，曾有学者将香港比作国学没有台湾好，英语又不地道的“杂种”。回归之后，面对完全不同于己的母体，香港的心态又发生了微妙的排异反应。香港似乎仍然没有逃脱“我是谁”的追问。

香港对自我身份的忧虑和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一直未得解脱。七一大游行、争夺迪斯尼建设项目，甚至那些反对大陆孕妇来港的普通市民，那些当初选择移民后又回港的中产，种种之中都能看到身份窘境的影子。

这种追问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开始，却并没有因回归而终结。

“去殖民化”的吊诡

“回归之前有的时候填表要填国籍，我们都是填‘英国’。”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刘伟民对记者说，“虽然我们出生下来就被告知是香港人，但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也没办法填中国，因为我们没有在中国的统治范围内。所以最后只能填英国，虽然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1842年《南京条约》将香港变成“日不落帝国”诸多殖民地中的一块，但是英国人却在这里推行了完全不同于在其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这也造成了香港特殊的身份危机。

英国政府不仅没有像当时的日本、法国那样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甚至没有推行“去中国化”的措施。

1841年英国人登岛之后便宣布华人社会仍按《大清律例》管理，直到130年之后才完全废除。这使得香港的纳妾制到1971年才结束，是包括大陆、台湾等在内的所有华人社会中最晚废除这一习俗的地方；在70年代，研究中国华南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西方学者是在新界，而不是在广东，找到了风俗礼仪保存最为完整的华南村落……

这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英国人是否准备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

英国人的做法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精明的计算。

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不同，香港没有丰沛的自然资源，英国人当时所需要的，只是香港优良的深水港。从统治成本的角度考量，英国人显然没有必要在香港建立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殖民体制进行整体控制。正像当初英国人没有选择同是良港的舟山，就是因为嫌舟山“太过繁华，不便管理”。

“香港人是否认同自己是不是英国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说，他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方式成为是“非直接式（indirect）统治”。

在这样的思路下，早期英国殖民统治层与香港的普罗社会基本上是分离状态。即便到了后来，英国人仍然没有接纳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

1982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在香港的英籍华人如果在大陆遇到了困难，英国领事馆将不予协助和保护。英国政府更是因此而修改《国籍法》。

英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因为担心如果中英谈判无法确定香港的未来地位，香港社会会发生动荡。只要一小部分香港“英籍华人”涌入英国，就会对英国造成巨大的负担。当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也在回忆录中透露，正是基于这样的本国利益，所以她更倾向于寻求一种“能够使大多数香港人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措施”。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意识到，一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尽力淡化身份认同，有公民而无国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国民身份教育的现代文明地区。

在港英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中国历史停留在鸦片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被描述为“因为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黄小姐对记者说，甚至直到80年代她作为中学生去大陆旅行，站在天安门前，她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回归之后，她才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这种特殊的殖民统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长达150多年的殖民史中，这个华裔人口高达96%的社会对殖民统治几乎没有爆发过持续性的反抗，甚至没有持续性的敌对情绪。

加之5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飙升，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过宗主国英国，使得香港不仅缺少那种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识，反倒生成了对殖民统治的认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华根”仍然被英国人完好的保留着，比起仅仅经历过50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香港却从未出现过成规模的“港独”思想。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矛盾心态，学界有人以“双重效忠”称之。

这种心态在香港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有精彩的体现。

金庸在小说结尾处为“异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70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1966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香港的去殖民化非常有趣。”香港时政评论员梁文道说，“虽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印度的去殖民化很明确，他们可以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认同来肃清英国人的影响，而香港不同，面对一个巨大的母国，香港的去殖民化本质上是回归而不是新建，但是它又发现自己已经与母国是那么的不同。”

自从中英谈判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陆的描述中，香港的回归一直都被纳入“中华民族洗刷被侵略被殖民的耻辱”这样的论述之中。

这样的论述给香港人的身份重塑造成了困难。身为“炎黄子孙”的他们不仅没有自动将自己纳入这样的判断之中，反而流露出对“九七大限”的恐惧。

自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便断断续续出现了移民潮。据香港学者的统计，从1981年到1986年平均每年2万人，在1989年之后每年6万人。香港廉政公署曾预计14名首长级官员中有一半会在1996年之前离职移民。

大陆迅速淡化，以至最后完全放弃了这样的论述，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重塑。相反，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港英时代的很多制度安排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港岛的大小道路仍然保留着过去的名字，“皇后大道”、“干诺道”，它们仍然是以英女皇以及历任港督的名字命名；英资色彩浓重的汇丰银行仍然是香港的发钞行之一；除了基本法，香港仍然沿用英国法律，香港的大法官中仍然有很多英国人。

最早负责香港回归事务的廖承志甚至说，香港回归不过是换个总督，换支旗。

变或不变都成为难题。

“都说回归之后我们香港人要调整心态，其实大陆也应该调整。”一位在大陆工作的香港人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说‘港澳同胞’，但从来都不会说‘广东同胞’，既然我们都回归了，为什么称呼还没有变呢？”

一位研究香港20多年的大陆学者在谈及回归时对记者不无感叹地说：“政权回归易，心态回归难。”

从“北进”豪情到“居港权之争”

自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人的身份探寻中，如何界定自己与大陆的关系便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并非总是处于移民潮的悲情意识之中，他们甚至一度是那么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不是被改变的对象，而且可以改变整个大陆。

80年代当大陆开始试水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魅力都进入了最高峰。香港也第一次从大陆的“窗口”变成了大陆最为重要的“老师”。

1988年6 月，大陆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香港这块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

港资成为第一批涌入大陆的“外资”。1990年港资在大陆已经雇佣了约300万工人，八成以上的香港上市公司在大陆开展业务，约有10万香港人在大陆工作。

香港的自信心也迅速从经济转移到制度。

80年代末期，正当中英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上书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要求“民主回归”，希望香港能成为大陆的“民主窗口”。一些大陆学者甚至将香港看作是大陆进行民主改革的“可控性试验田”。

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之后，中组部便组织了多达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这次培训中的很多干部成为后来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骨干。

一位参加过这次培训的厅级干部在十多年后还能对记者清晰地回忆起当时上课的内容。他说：“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梁振英说，他觉得大陆的房地产不是太冷，而是太热。但是当时大陆的房地产刚刚起步。后来海南房地产事件爆发，证明他是对的。这让我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对房地产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惕的心态。”

香港还变成大陆普通百姓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即便是在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看到刘德华、成龙的电影和梳着他们那种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90年代初，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开始风行大陆，并迅速得到官方的认可，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称“改革开放时代想参与经济活动的大陆读者”都可以从梁的小说里借鉴知识，大陆官方媒体更是将其美誉为“有凤来仪”。

“当时香港人有一种‘大香港主义’的优越感，”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王家英说，“香港人认为‘我是最好的，你们都要来学我’。”

香港学者周蕾就在文章中公开宣称“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

这不仅仅是当时香港知识分子的豪言，也是深圳河两边从领导人到小市民的共识。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香港经历着移民潮。香港人从过去的“双重效忠”演变成了“三重身份”。

1995年，香港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本名为《北进想象》的书，对此时香港人复杂的心态进行了很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解剖：香港人对于被英国人殖民的身份持有暧昧态度，内心认同殖民带来的繁荣，甚至有种因此而来的优越感，但不敢公开表露，害怕“政治不正确”；对于回归却持有一种恐慌，将大陆看成是新的殖民者，这也是移民潮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进”，香港又在大陆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殖民者角色。

但是“北进想象”很快破灭。

刚刚回归的香港接连遭遇金融危机、SARS，股市、楼市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幅衰退，香港经济奇迹也就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陆的改革开放榜样也早已越过香港，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香港人的北进豪情急转直下，迅速变成一种对于大陆的防范心态。”《北进想象》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卢思骋对记者说。

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在一宗案件中判决：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这一判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居港权争论”，也成为观察香港这种“心态急转弯”的极好案例。

终审法院的判决迅速遭到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香港中产阶层的强烈抗议。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公开宣称这一判决将导致167万大陆人移居香港，对于香港的社会和福利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甚至连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一同上京，要求中央释法，抵制大陆赴港潮。

香港的星岛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这对于香港纳税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要为那些对婚姻不负责的人和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很多拥有这种居港权的人是香港人在大陆包养“二奶”所生。）

“你会发现在香港人的论述中，有个词特别强烈——‘我们’，”卢思骋说，“这样的论述说明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产阶层心中与大陆还是有强烈的‘你我之分’。他们强调的是“‘我们’与‘你们’是不同的。在整个事件中，香港人把大陆想象成是一个可怕的外来体，香港人的心态是要‘抵住’大陆。”

在一些研究中，居港权事件被认为是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与大陆之间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心理边界。

“‘一国两制’的安排就是为了安抚香港人的恐惧心态。”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说，“但是经济的交往不可能不带来政治的影响。”在王家英看来，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就像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样，自治度再高，也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的节制。

但是香港人对“自我”的消失特别敏感。担心上海会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担心深圳广州会取代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香港媒体甚至感叹说，回归十年之后的今天，香港的邮筒和警察制服也已经变得与大陆一样了……

这种担心与闭门自保的心态彼此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些嗅觉敏锐的香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大的趋势。

“既然大陆的影响力是注定挡不住的，香港人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其龟缩，不入主动融入。”卢思骋说，“我们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不要总想着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

王家英对于香港的优势非常乐观，他认为今天的香港仍然对大陆有不可取代的示范效应，而且比起当年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进想象”，这种示范效应在今天更务实，也是更高层面的。

“香港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如果香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绝对会比台湾走的更好。”王家英说，“大陆恰恰缺少制度的经验。香港可以为大陆示范如何在民主之前建立良好的制度，这对于大陆今后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

为何难唱“狮子山下”？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一曲《狮子山下》唱尽了香港人历经艰苦、自强不息，也唱出了香港能够从一个小渔村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奥秘，很多香港人将其称为是自己的“区歌”。

陈文才就生活在狮子山下，是典型的靠一双手打拼一辈子的香港市民。

他70年代开始做厂房中介，后来转作写字楼中介，再后来转作住宅中介。在生活好的时候，他住在10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雇了两个菲佣。

陈文才的生意转型非常直接的反映出香港的经济变迁——从早期的制造业中心，到后来制造业转移北上，第三产业兴起，再到后来成为金融中心。这是香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但也是香港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

97金融危机也引发了香港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大量刚刚萌发起来的中产阶层被彻底击垮，也包括陈文才。

2002年香港经济持续低迷，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自己递交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的结尾引用了《狮子山下》，希望以此振奋人心。也正是在那一年，陈文才生意破产，他辞退了菲佣，与妻子和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一起搬到了政府修建的只有40平米的廉租房里，他的廉租房恰好也在狮子山下。

此前香港人坚信，只要金融好，房地产好，香港经济就不会有问题。但是金融危机将香港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弊病全都暴露出来，随之而来的冲击，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香港的失业是结构性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陈婉娴说，“现在在香港，如果教育水平低，很难进入主流经济。”

《狮子山下》当中所歌唱的那种依靠汗水就可以换来成果的劳动，在今日香港早已经成为历史。

从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外移，香港转而以金融服务作为主业，加之香港的垄断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使得普通小市民逐步失去了自我创业的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的父亲早年就是依靠艰苦劳动积累下原始资本，最后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小厂。“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吕大乐说，“制造业在香港已经消失，而且垄断也使得小工厂没有生存的可能。”

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得社会心态也慢慢发生了转变。不用民意调查，只要问问普通香港市民对李嘉诚的态度，就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昔日依靠自我打拼而最终成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被香港人称作“李超人”，也是很多人的榜样。但是今天，这个香港致富童话已走向了另一端。

“刚刚回归的时候政府把一块土地交给李嘉诚，要他建设数码港，结果他却开发成房地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说，“这是与政府和在一起欺骗我们啊！而且他开的超市将很多小商贩挤得没有活路，要么破产，要么只有到他的超市里面去打工。”

200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飙升到0.52，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中的“冠军”。

“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要在香港获取商业利益，维护统治，都要依靠大商人，所以香港一直都是亲商政府。”香港时政评论员梁文道说，“香港在制度层面对中下阶层的保护甚至远远不如大陆。”

长期从事工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陈婉娴也颇有同感，因为担任议员，她更感受到这种贫富差距的背后更是一种制度弊病所带来的。

“我对工商界的人说现在香港月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有80多万人，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把他们养起来。”陈无奈地说，她经常为了工人权益的事情与政府发生矛盾，但是政府往往要顾及各方面利益，特别是商业阶层的利益，所以在推动诸如最低工资制度这样的政策立法总是困难重重。

在谈及如何解决香港面临的社会问题时，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王家英举了个例子，香港目前的企业所得税仅有15%，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低的。王家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香港实行普选，普通民众也有选票的话，我想特首早就会把税率加上去了。”

制度安排使得香港根本不具备自我调节的动力。一些香港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身上。

一位香港人特别提醒记者注意今年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一句是中央“将与港澳各界人士一道，为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而努力奋斗。”

“我们都能看到今天香港社会的问题，阿爷（香港民间对中央政府的一种称呼）不可能看不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说，“这句话或许就是一个信号，阿爷有可能会改变单一依靠工商阶层治理香港的策略，并且对香港的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结构进行积极的干预。”

“大陆不是一直在提创建和谐社会吗，”他特别强调说，“今天的香港也特别需要。”

香港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逃难来的大陆人，从太平天国、日本入侵到国共内战。难民情结使得香港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形成本土意识。香港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暂居之所。

1966年，因为不满港英政府对渡船费用加价，香港爆发“反英抗暴”运动。这次事件，被看成是香港人第一次形成了“自我”的概念，这些人与他们难民情结深重的父辈不同，他们开始以港为家，争取权利。

创作于70年代的《狮子山下》更是为这种“自我意识”作了明确的概括和提炼。自强不息的“狮子山下精神”使得没有找到明确国族身份的香港人找到了明确的自我精神，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香港人的精神纽带。

香港在身份认同上似乎从来都处于一种紧张感之中，他们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唯有在唱起《狮子山下》的时候，他们显得那么自豪，对自己的身份那么明确。

对这块飘零一百多年的土壤和其上几百万生灵来说，这份精神纽带不应因为任何原因而褪色或被淡忘。

香港通志：寻找香港的根

位于屯门的青山是香港第一高山，全山青青葱葱，不时有云烟缭绕。山上筑有青山寺，兴建于1500多年前，是香港地区最古老的寺庙之一。青山脚下，考古发掘出香港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相传早在唐代韩愈对青山便有“高山第一”的感叹。

对历史学家来说，先有屯门青山，而后才有香港。

在通往青山寺的山路上，有一座略显破旧的牌坊，上面横披“香海名山”四个古朴苍劲的大字。但是这四个字的撰写者不是中国的文人雅士，而是香港第17任总督金文泰。

1927年、1928年，金文泰两次邀香港华人绅贾同游青山，其中包括因受通缉避难而来的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原内阁总理梁士诒。

港督与当地绅贾、前朝重臣游玩甚欢。尽管当时英国人已“租借”新界几十年，但是宾主双方却仍秉中国明清文人之风，身为洋人的金文泰中文和书法功力了得，同游的中国绅贾也仍依前清旧制称港督金文泰为“制军”，他到港赴任也被说成是“出守雄藩”。

这两次出游，显然都是港英政府高调进行的“统战之旅”。依英国人的管理思路，尽管是殖民地，但不在港推行同化措施，甚至港督也努力展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友善。

牌坊背面刻有同时被邀的前清进士、原江宁布政使陈伯陶所撰对联“遵海而来杯渡情依中国土，高山仰止韩公名重异邦人”。

“情依中国土”、“名重异邦人”这样的字句成为考据殖民地时期香港人“双重效忠”心态最为难得的史料。

但是今日，已经很少有香港人能够知道这些历史。站在这块牌坊下，刘智鹏无奈地说：“每天很多香港人从这下面来来往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块牌坊在香港历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呢？”

刘是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现在是《香港通志》编撰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从今年７月１日起，香港将用6年之时，耗2.5亿港元之资，举2000名专家之力，编撰香港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史——《香港通志》。

此前香港的历史，只有在清朝年间的《新安县志》中略有记载，自从英国人统治香港以来，因为要淡化国族问题，更是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内未给香港历史留下一个字。香港也和澳门一起，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没有地方史的地区。

此次香港第一部通史预计将会有1000万字，但因还处在筹备阶段，实际只有刘智鹏与岭南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蜀永二人穿针引线。因为没有现成文本可供借鉴，二人先花了很多精力在大陆和台湾考察地方志编纂经验。

他们考察之后发现，现在华人地区的地方志大致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大陆，仍然采用官修体例，其二是台湾，政府招标出资，由学者完成，属于半官方体制。而他们准备创出华人社会的第三种修史体制：香港式的民间编修。

据称特区政府当初也对此颇费心思，因为担心“官修”会在香港引起非议，被认为是“洗脑”，故也倾向于采取现在这种民间编修的方法。今年5月，曾荫权在接见相关人员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香港应该编修地方志，但香港的情况与内地有所不同”所以他“赞成学者修志”。

不过，刘蜀永提醒记者说：“中国传统上历史都是官修的。”

自从香港要编修地方志的消息传出，便得到北京的热烈回应。中联办副主任李刚，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等政要亲自出席启动典礼。大公报的大字标题开题六个字便是“中央大力支持”。

这也一度让主事者心理嘀咕，担心如此这般又会遭到反对派的攻讦。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社会不分立场，都对这次修志表示出了积极态度。香港“中立”媒体更是用极大篇幅介绍这次修志的情况。

这次修史仍然会秉承传统修史“资政、教化、存史”的三大目标。在筹备委员会印发的宣传资料中，也提到这次修志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让香港市民“了解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紧密联系，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但我们绝对不是要灌输。”刘智鹏说，“回归以来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顺序搞错了。一开始就要香港人爱国，但是很多香港人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历史都不了解，他怎么能有爱呢？我们就是要香港人先学会爱香港，对香港有归属感，然后再说爱国。”

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一些敏感历史地描述，现在还没有定夺，还需要以后开会研讨。但是刘智鹏坚信这次修史不会受到官方的干涉。

“首先，修史是很专业的事情，参与者都是学术修养很深厚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很多政务官只是本科毕业，他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刘智鹏说，“其次，香港有出版自由，不用政府审查。”

但民间修史也遇到一个大问题——经费。刘智鹏与刘蜀永都是温文尔雅的学者，现在也不得不去四处化缘，且这个项目所需经费高达2亿多港币，任务艰巨。

在项目启动的时候，有100万港币的启动经费是来自特区政府的。刘智鹏认为这不仅不会对项目的独立性有影响，相反，会对项目有很大帮助。他解释说：“过去几年我们也见了很多香港人，但是就算是一些专门研究历史文化的香港学者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地方志。更不要说那些商人和企业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他说政府也很支持这件事情，也进行了捐助，那么我们筹款就会容易很多。”

“毕竟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都认官的。”刘智鹏笑着说。

培侨中学：亲中学校的命运变迁

回归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而其中培侨中学应该是资格最老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五星红旗在培侨中学已经飘扬了50多年。

“那个时候香港人对于共产党政权的心态也是有分歧的，既畏惧，又怀有希望。”培侨中学原校长，现任校监吴康民对记者说：“当时很多香港人是逃难来的资本家、地主，他们对共产党是畏惧的。但是对小市民和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也厌倦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也是怀有希望的。”

今年81岁的吴康民被香港媒体称为是“亲中阵营中资历最老的”。

虽然向来都是以经济傲人，但是香港也一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角力的中心，冷战时期更是成为东西两大阵营在远东直接碰撞的“桥头堡”。被称为是“红色贵族学校”的培侨中学也从未能置身事外，它的命运随着香港政治气氛的风云演变而起起伏伏。

成立伊始，在殖民地香港明确宣告自己“红色”政治立场的培侨中学却没有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压。

“当时面对国民党的压力，英国人也希望能够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平衡国民党在香港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当时对于像培侨这样的左派力量是采取观望态度。”吴康民说，“英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玩平衡术。”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就开到了深圳河边，但是为何蒋介石没有攻下弹丸之地的香港，成为后来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的公案，不过，这也确实给后来培侨中学的成长带来了空间。

但是，国民党政权短期之内土崩瓦解，香港社会的政治氛围也急转直下。英国政府非常清楚，无论是谁执政，香港这颗东方明珠都不可能抵挡得住大陆政权的影响。

亲中的左派力量成了港英政府严格控制的对象，培侨中学自然是“重点关注对象”。港英政府经常会检查学生笔记，刁难学校升五星红旗以及在10月1日举行庆祝活动的行为。1966年香港爆发“反英抗暴”运动，校长吴康民更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被列为通缉对象。

培侨中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大陆的影响。50年代港英当局向一些左派学校去信要求他们对升五星红旗的行为进行解释，大陆外交部迅速发出抗议，声援“爱国学校”的行为。

这也犯了殖民政府的大忌，因为这些“爱国学校”不仅被看成是香港普通教育的“异类”，也被看成是大陆势力在港的“据点”。

1958年，培侨中学校长杜伯奎被强行驱逐出境。据吴康民说，本来港英政府准备将包括吴康民在内的五个校董也一同驱逐，但是英国外交部回复说“不要打击面太大”，结果吴康民又逃过一劫，并接任校长。

很快大陆爆发文革，培侨学校也受到很大影响。学校也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有类似大陆的政治学习。

吴康民显然不愿意多谈这段历史。但是他仍然很坦诚地对记者说：“以前是港英孤立我们，文革是我们自我孤立。培侨也搞了一些极左的东西，在香港市民当中形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培侨中学曾经接收过很多左派人士的子女，比如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遇害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廖仲恺的外孙女都是吴康民的学生。吴康民说他每次去北京，都会有几十个学生要和他聚会。但是在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成了最大的麻烦，他们也在很长时间内互不来往。

培侨中学在一些研究者的眼中是一个难得“标本”，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特点。

香港著名学者、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曾经将70年代之前的港英政府称为是“最低程度管治的政府”。最低管治使得香港对各种政治势力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飞地”。英国殖民政府娴熟运用“平衡术”，使得香港这个小岛能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大陆政局的巨大变化而长期保留在自己手中。例如培侨中学，即便港英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控制，但是都没有取缔。

在港中资机构和左派力量的子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培侨中学主要的生源，它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进入大陆工作，也可以直接进入在港的中资机构工作，而在港中资银行也可以为培侨提供资金辅助。一位研究者将其称为是香港的“整个左派网络形成一个自我维系的循环系统”，这也是培侨中学这样的“爱国学校”能够长期游离于港英教育体制之外而生存的原因。

70年代末大陆极左时期结束，香港的政治氛围再次发生改变。英国人也放松了对“爱国学校”的严格管控。但是这个时候培侨中学反而又陷入到了另一种困难之中。

1978年香港开始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制度”，而游离于香港教育体制之外的培侨中学仍然要依靠学费维持运作，结果使得培侨迅速陷入生存危机，甚至一度濒于停办。

吴康民说，以前培侨遇到的是政治压力，而此时是经济压力。他说此时的中资机构也开始利益独立核算，“他们成了商业机构，给的钱也非常少。”吴康民说。

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香港的政治氛围再次酝酿巨变。港英政府也再次施展了“长袖善舞”的功力，很快，培侨中学被港英政府列入“直接资助学校”，按照规定，培侨每招收一名学生，港英政府就会提供一笔不菲的资助。社会对于培侨这样的“爱国学校”也态度大变，无论是招收学生还是捐款都极为便利，培侨也进入到了黄金期。

港英政府在香港一直采取淡化国民认同的教育措施，提倡“智育第一”，培养专业人才。即便是今日，香港人仍然以香港的专业主义精神为荣，这也不能不说是这种教育的影子。而在一块如此特殊的殖民地下，培侨中学不仅明确标榜自己的政治色彩，而且不断宣扬爱国精神，且从一开初就明确所爱之国就是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当时普遍处于身份迷茫的香港社会，不能不说是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香港在所有华人社会中独一无二的包容和多姿多彩。

民进党，20年的转型功课

9月15日，台湾百万民众倒扁游行最高潮的时候，这次号称全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运动的总负责人，民进党原主席施明德突然双膝跪地，痛哭道“台湾人民万岁”。

这个场景实在是意味深长。20多年前，身为台湾民主先锋的施明德等人冒着杀头之罪创办“反动刊物”，进行组党活动，最终因为“美丽岛事件”被国民党军法审讯，施明德被判死刑；以陈水扁为代表的一帮年轻律师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延续台湾“党外势力”的香火。施、陈几乎就是台湾民主化和民进党两个世代的代表性人物。

2006年，与陈水扁直接关联的弊案连连曝光，无论是学生、市民还是国民党，屡屡出手希望能够对此进行追查，全都无果而终，而百万人静坐倒扁的最后一击竟出自施明德之手，不能不感叹台湾艰辛的民主化太富戏剧性。

2000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历经十几年奋斗，民进党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走向了自身发展的最高峰。也正是以这个时间点为线，此前的民进党左突右拼，发动群众运动、大闹“立法院”，不断冲撞管控底线，是为台湾赢得民主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此后作为执政党的民进党，也许是政权来得太突然，显露出诸多不适应，更为可惜的是，整整6年执政时间，掌握了丰厚政治经济资源的民进党反而没有对台湾宪政体制再做任何有意义的推动，反而陷入种种政治权谋难以自拔，更甚者如今日之陈水扁，俨然运用台湾宪政体制的漏洞，转型成为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施明德与陈水扁昨日之合与今日之分，也恰好是民进党这泾渭分明的两段历史的注脚。

今年9月28日是民进党建党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台北圆山饭店那帮子“提着脑袋闹革命”的民进党创建者们怎么也无法想象20年后的生日竟会如此风雨飘摇。民进党前14年积攒起来的道德资本、政治资本反倒在其执政后的6年内迅速耗尽，这“14+6=0”的公式既是民进党20年历史的尴尬，也是任何民主转型颇有借鉴意义的财产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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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令已不再是处女了”

……

台独是票房毒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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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政府”困境 ……

超级总统+超级党主席  ……

短短20年内，民进党大起大落，也许只有再次经历惨痛的失败，远离政权之后，它才能真正冷静下来。当它明白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并非仅仅是权谋之术，而是更需要顺应民心舆情的大慈悲、大智慧之后，才能获得重生。

“文章憎命达”，莫言也不例外。“不幸的童年就是作家的摇篮，如果一个作家有一个很漫长的青少年时期是痛苦的压抑的，这个作家的作品肯定有一定的深度。”莫言说。

莫言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总吃不饱，而莫言的食量又出奇的大。“越饿越馋，越馋越饿，最后分不清了是饿还是馋。”莫言说，而这，也成了他小说中一个鲜明的意象。

为了填饱肚子，莫言吃过很多东西。有一次，学校里来了一辆煤车，上面载着高密本地产的一种白颜色的煤。莫言拿起一块就往嘴里放，“那种煤特别脆，一捏就碎，吃着还有点鲜。”莫言对我说。

但是为了吃，莫言还差点丢了小命。

十三四岁的时候，莫言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拉风箱。一天中午，不知是饿了还是馋劲上来了，莫言溜到附近的萝卜地里拔了个红萝卜，还没吃几口，就被人逮住揍了一顿，并交给了工地的领导。这位领导偏偏要严肃处理，把工地上二百多人聚在一起，黑鸦鸦地站成一片。领导把毛主席像高高举起来，让莫言向毛主席请罪，十三四岁的孩子跪下，哭着说：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

莫言的哥哥本来有希望去当兵，结果这一下子就泡了汤。回家以后，莫言的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打得他几次趴下几次站起来。从没打过他的母亲也气得眼泪直流，莫言家是中农，在村里本来让人看不起，但是到底也是个没谁说过什么闲话的正道人家。母亲走过来，咬咬牙，狠狠地抽了莫言一个耳光。莫言的父亲更是被气到了极点，把绳子浸了盐水狠命地抽莫言。

莫言的命是爷爷救回来的。眼看着莫言就快被打死了，爷爷出来了，说：不就是一个鸟操的萝卜嘛，值当的这样往死里打。

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结尾，莫言重新演义了这段亲身经历：

黑孩因为偷了萝卜而被痛打，并被生产队长强行抢走了身上所有的衣裤。

“黑孩转身走了，起初他还好像害羞似地用手捂住小鸡儿，走了几步就松开了手。老头子看着这个一丝不挂的男孩，抽抽答答地哭起来。

黑孩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扑簌簌黄麻叶儿抖，明晃晃秋天阳光照。”

吃不饱，便经常幻想着自己正在饕餮，越想越真，这种“训练”也练就了莫言超人的想象力。

莫言11岁失学，干不了重活就放牛放羊，那段日子中，他接触自然的时间超过了和人接触的时间，于是他就经常对着小鸟、小草还有自己放的牛羊说话。若干年之后，他突然发现这些暗藏于心底的童年体验竟然与福克纳是那么的暗合。

“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莫言说，他立刻把福克纳的书丢到了一边，大着胆子在稿纸上写下了“高密东北乡”。

“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我想起了当年我躺在草地上对牛、对云、对树、对鸟儿说过的话，然后我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写到我的小说里。”从那以后，令莫言发愁的不再是写不出东西，而是写不过来，“当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叫。”

自从小姑娘进入那个大衣柜之后，我就觉得一次童年的梦又开始了。

这就是一个梦么，童年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有一些至今仍然记得，

半人马，狮子，邪恶的女巫，还有恩爱的海狸。

看完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特幸福，

现在很少能做这样的梦了，有的时候在空旷的地方仰望星空，

才又依稀有了那种童年才有的幻觉，

非常认真而努力地试图体会眼前的烁烁星光，

他们走了几百万年才到我的眼前，就一刻，便消失，

其间多少故事？多少路程？那么多，却那么少

夜凉如水，心却空旷的很，

黑黑的夜空那么深，那么近，我是不是已经悬在其中？

嘘，转一会儿我就停下来，没人会发现

原文冗长，删头去尾，留下我认为最精彩的一段，不是我写的好，应该感谢阿里。

毕淑敏：一生走过三生路

那座山，虎啸龙吟

无论是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那里都显得很遥远。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的脊梁一起拱起了海拔5000米的一块土地。那个地方叫阿里。毕淑敏曾经很认真地追溯过“阿里”的含义，没人知道。最后她沿用了自己在传说中找到的含义：“我的”。

“我的”什么？“毕淑敏的阿里”还是“阿里的毕淑敏”？谶言也好，冥冥中的缘分也好，总之，1969年，毕淑敏来到了阿里当兵，而且她的生命也因此分成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

几十年过去了，毕淑敏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第一次踏上阿里的土地时的情景：太阳那么那么大，又是那么那么的黯淡无光，在雪山的烘托下，周围静得出奇，她感觉自己来到了月球。军车放下他们就走了，五个女兵孤零零地站在一片陌生的冰天雪地中。那年毕淑敏16岁零4个月。

接应的队伍出现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对他们说，只是绕着这五个女兵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就回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同样的一群人重新走向这五个女兵，然而这次完全变了样，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接回了阿里的军营。事后毕淑敏才知道，原来当初发给阿里部队的电报中只说要派往阿里五个卫生员，并没有说明是女兵，所以第一次见到站在雪地里的五个女兵时，接应的人惊呆了，他们匆匆赶回兵营，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重新为这五个女兵安排了宿舍。于是毕淑敏与她的伙伴们成了阿里几千人部队中唯一的五名女兵。领导对他们说，“我要像看弹药一样看着你们。”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很容易被钢筋水泥的幻象欺骗，好像人类的力量在统治着自然。但是在阿里，毕淑敏一次次感受到自然的伟力和人类的微小。

距离军营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叫做狮泉河，有一次出早操的时候，毕淑敏惊奇地发现河中的波浪竟然被冻成了冰，那种优美的弧线令她着迷，但是回到北京之后，几乎没有人相信波浪会被冻住，以至于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在做梦，一个偶然的机会，毕淑敏得知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在极度严寒的时候也会出现波浪被冻住的情况。“我终于证明自己当时不是在做梦。”现在毕淑敏提起此事时，口吻中仍不禁显得放松了很多。

在阿里，震撼毕淑敏的不仅仅是自然。

一天，一位中弹身亡的年轻士兵的遗体被驮回了军营，由于当时人手奇缺，毕淑敏和她的同伴负责换尸衣。年轻的战士就像睡着了一样静静的躺在那里，身上的军衣与毕淑敏穿的一模一样，这使得毕淑敏觉得与他并不陌生。

战士腹部中弹，肠子已经流出了腹腔，但是被严寒牢牢地冻住了，所以整个工作非常吃力。毕淑敏说，当她把这个战士的上半身扶起来换衣服时，她觉得这就是一个安睡着的年轻的生命。

在统计战士遗物的时候，从他贴身的口袋里翻出了几块军用糖，但是糖纸已经被磨得褪了色。在阿里恶劣的环境下外出，人们习惯于随身带一些糖，以备不测。而这个战士身上的所有遗物，几乎就是这几块糖了。毕淑敏说：“我出去一会儿。”她回到自己的宿舍，从抽屉里拿出了几块看上去比较新的同样是军绿色的军用糖，偷偷地塞到了战士的口袋里。“我觉得他需要这个东西，我认为他也只不过是在准备另一次远行。”毕淑敏说。若干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毕淑敏不无情深地写到“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参透生死

毕淑敏的作品特点鲜明，她喜欢探讨生命，也不忌讳描写死亡。曾经有朋友对她说：“中国的土壤，很难培养出你这样的作家。”在毕淑敏看来，阿里的生活经历，至少让她对生死有了不一样地认识。

初到阿里，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加之当时药品器械非常难得，没有实践的机会，毕淑敏很害怕给人注射，生怕把针打到坐骨神经上。军队里的老军医给她提供了一个听起来很恐怖的机会，文革期间，西藏没有职业的天葬师，藏人的天葬基本由军队里的军医代行。毕淑敏说她的人体解剖的知识很多都是从此而来。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尸体背到同一个地方，”毕淑敏说，“我们会发现上一次的那个人已经没剩下什么了，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被神鹰带走了。”

尽管当时只有17岁，但是时间一长，死亡带给毕淑敏的不再是恐慌。

“白天我面对的是漫天的冰雪，晚上是满天的星空。”毕淑敏说，在这种天天与自然“面对面”的过程中，她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我觉得每天都生活在面对自然的那种畏惧的心理下，于是感到自己的存在实在是非常渺小的。”毕淑敏引用了康德的一句话“崇高来自畏惧”。

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毕淑敏，面对这种几乎没有人力修饰的自然，生发出来的思考与我们先祖们思考的问题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比如人的生命来自何处去向何处，比如人生的意义何在。

也许正是在阿里的经历和思考，作为作家的毕淑敏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在那篇《预约死亡》的小说中，她描写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结束，这种作品在这个“恋生畏死”的国度里，多少显得那么另类，但是毕淑敏在小说开篇就宣言般地写道：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象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看不看由你。”

我问毕淑敏“你自己也能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死亡吗？”她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不能？”“你不留恋吗？你的孩子，你的亲情。”“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要学会接受。”

她曾和她的母亲讨论过死亡，她的母亲对她说，自己想死在家里。她告诉母亲没问题，她对母亲说：“到时候我会拉着你的手，一直陪你走完最后一段。”

在美国的临终关怀医院，毕淑敏的中文翻译最后对她说：“毕老师，我一定要到外面走走了，太压抑了，我受不了了。”

面对这个话题，毕淑敏可以一直认真地与我交谈下去：

“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

“怎么？你觉得恐惧？”

“不是恐惧，是太沉重了。”

“别人也对我说，毕淑敏，你总是大谈死亡，自己还兴高采烈地活着。我说正是因为我对此有了准备，才要更加兴高采烈地活着。”

“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结束这个话题。”

    以前一直以为香港的片子拍得烂，没想到美国的片子还可以更烂。

    商业化泛滥一直让香港片恶俗到自己浑然不知的地步，还好，不知道哪个天才搞了个无间道出来，给伟大的香港电影界穿了件衣服。

经典总是会被重复，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糟蹋。李白有自知之明，不愿意在黄鹤楼题字，不过美国人不这么想，所以有了一部经典的烂片：无间道风云。只不过这次中国人的东西当了受害者，这倒是有些罕见。

这种斗心计的片子，最讲究的是“气场”，一种氛围。吃牛肉长大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如吃米饭长大的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在兵乓球台上一样笨拙。

无间道风云除了那个长的像齐秦的心理医生比陈慧琳漂亮一点点之外，没再看出什么好的。黑帮老大好像还没有学会什么叫做多疑，也许他这么多年都是靠力气赢天下的；两个卧底就更逗了，除了听他们会像动物一样大声嚷嚷之外，好像从来不会坐下来，像刘德华那样思考，像梁朝伟那样忧郁；即便是那个杜文泽，中文版里面戏也少，但是死的时候有情有义，就是因为他傻，至死还相信梁朝伟是铁哥们儿，这是一种人性的张力，也是一种成功的反讽。英文版里这哥们儿……

还有那个配乐，真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的，最后的关键时刻，好不容易挤出了点儿紧张氛围，这位兄台真牛，配苏格兰风笛，吵得我很努力也听不清他们说啥。还不如配一段“神秘园”或者恩雅老师的曲子呢，更诡异些。

最后的结局也别提了，原版里面彰显的是命运的无奈和人性中复杂的一面，而这部奥斯卡影片呢，整个一个乱糟糟的枪杀剧，最后出来一个标准的american style hero,但是编剧大哥，拜托啊，那你也应该在前面多给他一点儿戏啊？最后大家都快忘了的时候他又突然钻出来，打死了洋刘德华，也吓死了观众。

这种需要含蓄、内敛的片子美国人拍不好，也不会拍，即便是最早的“落水狗”是开山，但活儿太糙，后来的“教父”很不错，但是很难说是一路货。

还是我中华这类资源丰富无比，就看看那些清宫戏，那一个不是描绘这种脑筋急转弯的高手。全球化也不用担心了，这部烂片证明大家都各有所长，该干嘛干嘛去吧。